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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扎白,更別忘記扎白的理想! ──並紀念鄭南榕先生殉道二十三週年

 三、


是否自焚的人都必須有著類似的決心,經過刻意的經營,才能作出自焚之舉?從我所知道的另外兩個自焚的博巴的例子,似乎真是如此。

十三年前圖伯特曾經發生一件自焚(爆)未遂的案子。1999年「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在拉薩舉行的時候,一位男子在布達拉宮前面抗議。他拉下了旗桿上的五星旗,拿出雪山獅子旗,欲升旗的時候,被一個交通警察看見了,於是一群國保向他衝過去。此時,他想點燃纏綁在身上的炸藥,然而,當天雨下得太大,他的衣服都濕透了,火藥點不燃。接著他被國保攻擊,手臂被打斷、臉被打凹,被丟進卡車裏。

沒人知道他到底是誰,然而聽說他在牢裏被毒打,無法站立。他的家人都被公安帶去問話。幾個月後,確切的消息傳出,外界才知道那天抗議的那位博巴,名喚扎西,三十出頭,是個建築商,已婚,有兩個小孩,其中一位行動不方便。

據新華社報導:「扎西坦承了所有的罪行,願意改過。」新華社隱而未報的是,2000年2月10日,扎西在公安局的牢房裏,拿一把刀割斷自己的頸動脈,流血過多而亡。(出處:Patrick French, Tibet, Tibet: A Personal History of a Lost Land, 2003, pp. 207-8)

扎西在牢中自殺,讓我想起了鄭南榕先生的話語,他曾說:「國民黨只能捉到我的屍體,不能捉到我的人。」那樣的姿態,我想,是對殖民政權表達最高的鄙夷與抗議。

四、




圖伯特境外還有另外一個著名的自焚案例,那就是1998年4月27日在新德里自焚的圖丹歐珠先生。

歐珠先生並不像某些報導裏所說的,是位僧人,他確實是在達蘭薩拉的次炯林寺(Tsechokling)幫忙,然而他的工作是為來投宿的外客煮飯,賺取費用,也幫流亡政府做些打雜送信的工作。英國作家與歷史學者Patrick French因為曾經在次炯林寺住過一段時間,也跟他一起共過事,所以認識他,對他的印象是一位沈默寡言、謙和靦腆的人。因此當他在報紙上讀到他自焚的消息時,感到非常驚訝。再到達蘭薩拉去的時候,特意尋訪了歐珠的朋友洛桑,詢問歐珠的生平。

洛桑說歐珠來自衛藏地區,是1956年到印度來的。初來時,他先到佛教聖地去朝聖作供養,為家人迴向積功德。後來到農場上打過工、也修過路,接著加入了印度的軍團,曾經參與對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的戰爭。洛桑說,歐珠並不覺得這場仗打得特別值得,假如對手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那就不一樣了。

French問洛桑,歐珠為什麼要自焚。他說:「他老早就下定決心的,我知道。他離開達薩去德里進行絕食抗議的時候,我就有感覺了。他對我說:『假如我沒回來的話,把我屋裏的東西全賣掉,把錢捐給圖伯特青年會,他們需要錢來爭取圖伯特的自由。』歐珠不是一個熱衷政治的人,可是他有強烈的感情,他感到必須以行動來實踐他的理念。總而言之,他只是想做點什麼,造成改變。(In the end, he just wanted to do someth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而我猜想,那天德里的抗議現場為什麼氣氛那麼慘烈,大概也是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九任總參謀長傅全有正在印度訪問的緣故。在歐珠身軀所形成的橘黃色火焰之中,他高聲大喊:Bo Gyalo! Bo Rangzen !(圖伯特勝利!圖伯特獨立!)


五、


對於二十三年前死去的鄭南榕先生,有許多人懷念他,最讓我感動的文章之一,是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邱晃泉先生所寫的,他提醒讀者,鄭南榕先生是一個拒絕悲情的人,「Nylon所做的,就是計劃、行動、戰鬥。」

無獨有偶地,著名作家嘉央諾布為圖登歐珠所寫的紀念文章裏面,也提到了類似的概念,他認為歐珠實踐了許多博巴都了解的佛法法門──thak choego ray,作出決定,然後依此採取行動。

我想,唯有理解這些,我們這些平凡的人才能了解自焚者的偉大。

邱晃泉先生還說:「在台灣歷史上捍衛自由的鬥爭中,鄭南榕先生『是以主人的姿態,對打家劫舍的強盜進行鬥爭,捍衛自由;而不是以奴隸的姿態,向主人爭取自由。』」

在黑暗而肅殺的圖伯特大地上,許多人站出來,而且站在第一線,公開宣稱他們相信獨立與自由是正確的價值,而且為這樣的政治主張犠牲生命,那確實是主人的派頭。

有些人擔心一個民族的勇氣會這樣燒光,真是目光如豆。還有人認為執政者是不會被撼動的,所以,不應該再自焚下去了。笨蛋,重點不是在求執政者讓步。

重點是,執政者假如聰明的話,就應該知道膽寒。多年的高壓統治,暴力強制、砸下大筆經費進行的洗腦工作,都已經證明無效了;多年來重覆再重覆的謊言,已經徹底破產,沒有人相信了;因為這是一個會為了理想而犧牲自我的民族,生生世世,前仆後繼,永遠不得安寧。

而要讓他們不得安寧的,尚需生者的努力。

六、


鄭南榕先生死去的時候,許多人都不理解為什麼。台灣當時的報紙更是極盡污蔑抹黑之能事,不但誣指鄭南榕以汽油彈攻擊警方,更說他精神狀態有問題。比如說,當天下午的《聯合晚報》是這樣報導鄭南榕的死:「鄭南榕在引燃汽油彈後,似已呈瘋狂狀態,除向警方攻擊外,也對當時在場的時代雜誌其他同仁攻擊,要他們與他同歸於盡,嚇得這些時代的同事紛紛奪門而逃。」一天之後,參與拘捕鄭南榕的中山警分局刑事巡官鄧巽昇,接受《聯合晚報》專訪時也指出:「面對一位未知數的狂徒,直叫人膽寒」。甚至,當時的立法委員趙少康更直言,對於鄭南榕自焚,「他感到不齒」、「社會應該予以譴責」。(引自姚人多〈鄭南榕、李敖與陳水扁的自由年代〉

何其幸運的是,台灣還是有一些人真的懂鄭南榕先生的理想。真的知道他在堅持什麼。

1990年3月我參與的第一場學運,當時擔任現場總指揮的范雲學姐在三年前曾寫下這樣紀念他的文字:

「在他活著的時候,我不曾認識他,但他死亡的圖像,震懾了我。如果有人,可以為自由的理念付出生命的代價,那,我們這些衣食無慮而苟活著的人,能夠不做些什麼嗎?於是,一九八九年四月,我從捍衛台獨的言論自由開始,用身體行動,在街頭不斷重複的歌聲裡,同情台獨、理解台獨,一步一步,緩緩地走向實踐主權獨立的人生路。」出處鏈結


顯然,抱此想法的,不只是范雲女士而已。1990年,台灣的許多學者走上街頭、走入人群,發起「100行動聯盟」,提出具體的要求,要求政府廢除剥奪言論自由的刑法一百條。1992年,該法終於獲得修訂,台灣不再有因言論而入監的政治犯。而如此開啟的,是台灣的民主盛世。可以說,今天我們台灣人可以主張台灣獨立,有言論表達的自由,皆是鄭南榕先生所留給我們的巨大遺產。

民主進步黨的前主席謝長廷說得好:「南榕之死是否有價值,他自己無法證明,需要外人證明他的死有其價值,並為他的理想打拚。」


「一百行動聯盟」的教授學者在台北街頭靜坐被警方用水柱沖擊的畫面1:41-3:01

七、


鄭南榕先生的理想────台灣獨立,如今已經變成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鑑於二十三年前,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從無到有的過程,確實是許多人努力的結果。

今日的流亡社會雖然號稱民主自由,可是獨立的聲音日益沈默,獨立的氣魄與理想日益沉淪。新的噶倫赤巴仍然走中間道路的老路。雖然數十年來流亡方面與中國政府的對談已經證明失敗,許多流亡組織仍然傾全力想促成與中國人的對話與和解,以達成所謂的「真正自治」。

那麼,就算記得了圖登歐珠、扎西、扎白等人的名字,卻不記得他們的理想與願望,無視於他們的呼求,這些人的生命,還是白白地浪費了。除了在遊行時拿出他們的照片,在時輪金鋼法會上讓政治人物唸唸他們的名字之外,這些人的意義與價值究竟何在?

在我的部落格上,有人曾經對我堅持獨立不以為然,認為流亡當局今日所走的道路乃是基於國際政治的種種現實考量,外人不必置喙,也最好不要批評。甚至還有博巴主張,不論是獨立還是中間道路,都應該不是二選一的,絕非非此即彼,也非非彼即此,而是可以交叉靈活運用的不同方法。

然而,想法會變成文字,文字會變成行動,行動久成習慣,習慣成為性格,而性格決定命運。那麼,一開始的想法與決定,難道不重要嗎?作出明確的決定,然後採取行動,thak choego ray,難道不是眾多的圖伯特勇士們所給我們的啟示?

流亡社會的政治意向,已經不可以再模糊搖擺下去了。如何讓自焚死去、沒有死而猶仍掙扎苦痛的博巴的理想得以實現?這才是所有博巴都應該思考的問題。

八、


最後,我想要引述鄭南榕先生25年前為了圖伯特所寫的一段話,這段話在經過四分之一世紀之後看來,對於台灣與圖伯特都依然為真:

「我們這些住在台灣的人,雖然與西藏距離千萬里,其實命運卻是差不多的。數百年來,一直處在外來殖民政權的奴役統治下,受到比一般文明人類更為低等的待遇。多年來台灣人民所追求的,是建立一個完整的主權,以及在國際社會上擁有一個獨立的國格。和西藏以及全世界所有被奴役與被殖民的地區一樣,我們必須反抗奴役人民的政權,爭取獨立的國格,才能恢復我們每個人完整的人格。」(鏈結:鄭南榕,〈改革台灣的國體與政體:西藏獨立運動的啟示〉,《發揚時代雜誌》,1987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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